Charles Tsang:警方告广东道示威者难入罪

2020-08-13    收藏44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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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harles Tsang:警方告广东道示威者难入罪

Charles Tsang:警方告广东道示威者难入罪

四位司局级官员先后表示对广东道的示威行动「不能容忍」,特首梁振英更表明要「依法办事」。至于会祭出甚幺罪名来检控广东道游行的示威者,保安局局长黎栋国亮出了「公众地方行为不检」八个大字。一般而言,所谓「公众地方行为不检」,其实是指《公安条例》第十七B(2)条之下的「公众地方作出扰乱秩序行为」的罪行︰

任何人在公众地方作出喧哗或扰乱秩序的行为 (bahaves in a noisy or disorderly manner),或使用恐吓性、辱骂性或侮辱性的言词 (threatening, abusive or insulting words),或派发或展示任何载有此等言词的文稿,意图激使他人破坏社会安宁 (provoke a breach of the peace),或其上述行为相当可能会导致社会安宁破坏,即属犯罪 ……

以上条例包含的行为广泛,即是适合用来检控广东道游行的示威者?也不一定,这条例背后亦有不少限制。去年终审法院审结的「周诺恆案」(FACC 12-14/2012),无疑是解释这条控罪意涵的最新权威。法院重申必须保障表达自由的「基本权利 (fundamental right)」,但同时可以基于公众秩序及保障他人权利等原因,按照法例作适度的限制。

需证「扰乱秩序」,更需证「破坏社会安宁」

在此背景下,法院首先要根据不同案件的事实情况,决定个别行为本身是否构成「扰乱秩序」,这一方面主要触及被告本身的言行。法庭继而再决定此等行为是否有意激使其他人「破坏社会安宁」,或者「相当可能 (likely)」破坏社会安宁,这就需要衡量其他人因为受被告行为所「激使 (provoke)」而做出的行为,与被告本人言行之间的关係︰如果被告言行的「自然后果 (natural consequence)」是其他人的暴力行为,就构成「破坏社会安宁」;或者若被告言行衍生出其他人的暴力的风险,已经超越「可能 (possible) 发生」的水平,而已经达到「即时 (imminent) 而且真实 (real)」的风险程度,这亦可视为「相当可能导致社会安宁破坏」。

法院在「周诺恆案」中裁定,示威者冲上典礼台属于「扰乱秩序」;另一方面则裁定,当时现场保安戒备充足,工作人员应对手法「克制而专业」,因此被告的行为没有触发其他人进一步的暴力,加上整个扰乱过程十分短暂,不足以构成「破坏社会安宁」,因此判被告罪名不成立。裁决显示,法院并不否定当局有权对游行集会作必要而适当的管制,但遇到有关的检控时,法院不能单单因为示威者的立场、言语、行为或表达的态度让人不快,就贸然施行刑罚;相反,法庭有责任仔细留意每一宗相关检控的案情细节,态度谨慎地考虑双方证据,只有「无合理疑点」地确信被告的行为不但扰乱秩序,亦会造成社会安宁受破坏,才可以判定罪名成立。

示威者领有「不反对通知书」并配合,警方难入罪

套用到广东道示威的事件,笔者认为,我们不能忽略一个事实︰广东道游行的示威者,完全按照《公安条例》的规定通知警方, 并已经获得警方发出「不反对通知书」。在讨论示威者行为能否构成「公众地方作出扰乱秩序行为」罪的各项元素时,这一事实其实相当关键。

警方明显早已知道游行的路线和主题,亦不可能完全想像不到,游行过程会冲着附近的游客和「爱字派」而来。若说广东道游行示威者某些言行会「扰乱秩序」,恐怕这根本就应该 (ought to be) 在警方预见的範围之内,而正确的做法,理应是像过往对待其他游行般,加上条件限制,例如可要求不得使用某些具明显挑衅性质的标语或用品,或者改变路线,甚或者根本从一开头就反对举办游行。

然而,如果警方对于此主题的游行已经发出不反对通知书,而整个游行的过程中,示威者又已经配合警方提出的条件或指示,没有超逾「通知」制度下定出的言行界线的话,那笔者不禁怀疑,控方打算如何证明有示威人士的行为属「扰乱秩序」:警方完全有权力事先设限防止「扰乱秩序」事由的出现,而在没有证据显示示威者有违反警方安排的情况下,却贸然指控某些言行属于「扰乱秩序」,固然是说服力欠奉,而所谓「通知制度」、「安排配合」,会否形同警方设下用来反咬示威者一 口的陷阱?

控方或者会论证,示威者就算谈不上「扰乱秩序」,但游行使用的标语物品载有针对游客的内容,也算是「使用恐吓性、辱骂性或侮辱性的言词」吧。即使如此,控方还是要回到原来的论证轨道,证明下一个控罪元素:「破坏社会安宁」。

同样原理,游行已获批准,警方又做好防线部署。除非有证据显示,双方有任何示威者曾经超出了警方防线,从事实和常理判断,两群人隔着警方防线互相问候,笔者倒想像不到会有何暴力威胁可以产生出来,那场面恐怕最多和以前唸大学时「四书院互片」差不多吧。无疑,的确最终有示威者以外的其他人施用了暴力,但观乎警方已按专业判断安排现场保安,示威者本身又不是冲击保安安排的一方,怎可能说对方的暴力是示威者言语行为的「自然结果」?笔者相信,控方未必能够论证两者间的关係,以致在「破坏社会安宁」这方面而言,理应是有合理疑点的。

「集会游行通知制」还有存在价值?

综合上文所述,以目前由媒体反映的广东道示威事件实况,警方似难以确证示威者的言语、展示标语以至行为等,足以构成「意图激使他人破坏社会安 宁」或者「相当可能会导致社会安宁破坏」,而且「扰乱秩序」的指控亦未必足以成立,使笔者怀疑控方能否真的在法庭上成功将示威者入罪。

让笔者更感疑惑的是,要是示威者已经完全配合法例与警方的要求行事,却仍要落得为对家的不当行径而惹官非的下场,那幺,反正还是会被扣上罪名,集会游行主办者今后还有依法申请,循规蹈矩的理由吗?当局变相是告诉大家,所谓规管游行集会的「通知制度」,即使参加者充分配合,原来还是无法阻止扰乱公众安宁的事由出现,这其实进一步证明,民间一直反对至今的「集会游行通知制」,其本质是何等荒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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